科學大會后，國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顯加快了。4月，教育部決定恢復和增設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學等。很快，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

事實上，高考制度在此前的1977年已經部分恢復，而全國性高考的正式舉行則是在1978年。從這年起，高校招生恢復全國統一考試，由教育部組織命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組織考試、評卷和在當地招生院校的錄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和外語；理科考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和外語。外語考試的語種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語，考試成績暫不記入總分，作為錄取的參考。沒有學過上述語種的可以免試。報考外語院校或專業的，還須加試口語；外語筆試成績記入總分，數學成績作為參考。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在公布參加體檢名單的同時，公布全體考生的各科考試成績。公布的方法，由縣（區）招生委員會通知考生所在單位分別轉告本人。”公布考生成績，是提高招生考試過程的公開、透明程度的重要舉措，對于轉變社會風氣，杜絕“走后門”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風，發揮了重大作用。

有數據顯示，第一批報名高考的考生就多達580萬，遠遠超過高校的招生計劃。擴招成為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北京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毛祖桓回憶說，“擴招也是臨時決定的，當時一開始就讓各個學校報，每個學校能招多少人，就這樣報了一下，這么定了分數線。那年考得好的學生還比較多，因為是多少屆的人壓在一起來考大學，所以最后，我記得當時是林乎加當北京市市長，北京就率先擴招，原來比如說330分、340分才過線，后來就說300分以上都可以上大學，一下子就增加了至少是三分之一強、二分之一弱的樣子，這個比例還是很大的。后來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進，造成了第二次擴招的態勢。”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是，1978年全國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翻閱這一年“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語文試卷”，第一部分是給一段文字加上標點符號，而第一題就跟經濟有關：

（1）實現機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機械化機械化不是一口氣吹出來的要經過一番艱苦奮戰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要肅清他們的流毒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一個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是挑不起這付重擔的。

這是當時最主流的價值觀：思想的解放和對左傾的、僵化教條主義的余毒肅清是經濟進步最首要的前提。從這里，后來的人們可以發現，在1978年，追求經濟成長是一個多么讓人戰戰兢兢的事業。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噴涌，40余萬人眾里怎么可能沒有龍虎之士。

在遼寧，沈陽鐵路局當工人的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11年后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后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他一直讀到博士畢業，1987年自創公司，后來做出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北京176中學的青年老師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學院（后更多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研究生，6年后創辦四通公司，后來成為北京中關村的風云人物。在四川，劉永行三兄弟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數線但是因為“出身成分”不好而沒有被錄取，兄弟三個一怒之下辦起了一個小小的養殖場，20年后他們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

跟全國所有的大學一樣，廣州的華南工學院（1988年改名為華南理工大學）也迎來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學生，無線電班的教室里濟濟一堂，學生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他們中間年紀最大的已經40歲，最小的只有18歲，其中，三個年紀相近的同學很要好，最小的陳偉榮，來自廣東羅定縣，還有兩個比他大一歲多的黃宏生和李東生分別來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他們的同學后來回憶說：“黃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學校里沒有少照顧他的學弟們。黃宏生是穿著露出大腳指的解放鞋走進教室的，他是班長，在校的四年時間他幾乎全部泡在了圖書館。李東生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他性格很內向，平時不太愛和其他同學玩，特別是見到女生還會臉紅，因此一些女同學畢業時還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這三個人，日后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彩電公司。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占到全國總產量的40%。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東生們那么幸運。

在湖南長沙，坐了十年監獄的楊曦光回家了。他是在1968年2月，被作為重要“欽犯”而被捕入獄的，當年，21歲的他因為寫了洋洋萬言的《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極左的“文革”領導人康生三次點名，判刑十年。出獄之后，楊曦光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雖有幾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終因“政審”不合格，未能錄取。直到兩年后，經他四處上告奔波，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胡耀邦對他的冤案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他才恢復了“政治的清白”。此后，他用乳名“楊小凱”再考社科院研究生，并終于成為當代中國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經濟學家。（有意思的是，另一個也因為寫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要等到1979年12月31日才能出獄。他沒有去考大學，卻辦起了一個銷售部，以后的10多年里，他由“中國首富”而成“中國首騙”。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楊小凱去世，牟其中則在1999年又被關進了監獄。）

在內蒙古，一個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喪。他是一個苦孩子，生下來一個月就從鄉下被賣到了城里，據說僅值50元錢。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為收養他的人是養牛的所以讓他姓了牛，他的養父從抗美援朝結束后開始一共養了2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長大的。那一年，養父去世了，牛根生抹干眼淚，接過牛鞭繼續養牛。五年后，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制品廠”當刷瓶工，在那里他一干就是16年，然后便創辦了蒙牛集團，它后來成了中國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在溫州，13歲的南存輝因貧窮而不得不輟學，他成了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匠，對那段日子他一生記憶深刻，“補鞋稍不留神，錐子就會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鮮血頓時涌出。只好用片破紙包上傷口，含淚繼續為客人補好鞋。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我就憑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點，質量可靠一點。”6年后，這位修鞋匠在一個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開關廠。20年后，他創辦的正泰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