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夸張地說，1984年是屬于珠江三角洲的。鄧小平的南巡以及深圳等地的示范效應，在這一年終于發酵。無數胸懷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東南飛，紛紛奔赴此地。

浙江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統計局的辦公室里編寫了第一個統計系統軟件，他發誓要做中國的IBM，不久后，他將南下深圳書寫一段高亢而悲壯的生涯；同樣也是浙江大學畢業的段永平憤然離開分配單位北京電子管廠，他發誓自己以后再也不會在國營工廠里上班，因為那里“人人都覺得能干，卻什么都不干”，他也將坐著火車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趙新先，軍醫大學的教授帶著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筆架山下開始新的事業；在惠州，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辟自己的工廠，他與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電公司TCL。

在廣東順德的容桂鎮，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試驗品，憑借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萬能表等簡單測試儀器，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打造出了中國第一臺雙門電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獨自一人沖進大雨中號啕大哭。10月，珠江冰箱廠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聲”，潘寧出任廠長，這便是在后來統治了中國家電業十余年的科龍公司的前身。潘寧造冰箱，在技術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廠的支援，在資金上則是由鎮政府出了9萬元的試制費，所以，這家工廠成了“鄉鎮集體企業”，這一產權歸屬最終決定了科龍和潘寧的悲情命運。①②

在1984年誕生的這些公司，在今后將相繼散發出它們的光芒，不過在那時，它們還非常的幼小，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它們都沒有太多資源，創業者看上去與常人無異，分散在一些偏僻的地區和角落，它們所從事的產業大多與人們的日常需求相關，這也是企業能夠迅速成長的前提。跟那些擁有大量設備、技術、人才和資本的老牌國營企業相比，它們在任何一個方面都微不足道，唯一有的，只是自由。

當時，這些公司在性質上也算是“國有”或“集體所有”，不過由于新創辦—如聯想、萬科等，或瀕臨破產—如海爾、健力寶，所以并不在政府部門的關注對象之列，相應地便也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權。而正是這點可憐的自主權讓它們顯得與眾不同，在一切都需要“計劃”的時代，它們是少數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人。

如果說，張瑞敏、柳傳志們的困難是找不到項目和方向，而那些手擁資源的老牌國營企業卻為不得自由而苦惱。這幾乎是一種宿命，在體制逐漸市場化的過程中，那些老企業將被消耗得精疲力竭，他們的優勢和積累日漸老化、消失，最終被時代所淘汰。年初，鄧小平在南方的行動讓舉國上下感覺到了進一步擴大改革的決心，很快，在各個領域，突破性事件頻頻發生，停滯了兩年多的變革列車再次快速啟動。3月24日，福建國有骨干企業55位廠長的呼吁書《請給我們松綁》在《福建日報》全文刊登，這成為當年度最具轟動性的企業事件。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廠長經理們齊聚福州，參加“福建省廠長經理研究會”的成立大會，會議期間，廠長經理們的抱怨之聲不斷，“現行體制的條條框框捆住了我們手腳，企業只有壓力，沒有動力，更談不上活力”，于是在黃文麟等人的帶頭下，廠長們以“請給我們松綁”為題聯名向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寫了一封信。

這是一份言辭懇切、表述謹慎的公開信，廠長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于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為此，我們懷揣冒昧，大膽地向你們伸手要權。我們知道目前體制要大改還不可能，但給我們松綁，給點必要的權力是可以做到的。”55位廠長、經理具體要求“松綁”的權力被分成五點，主要有三條：一是人事權，企業干部管理除工廠正職由上級任命，副職由廠長提名、上級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業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預。干部制度破除“終身制”和“鐵交椅”，實行職務浮動，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能“工”。二是財權，企業提取的獎勵基金由企業自己支配使用，有關部門不得干涉。獎金隨著稅利增減而浮動，不封頂，不保底。企業內部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實行諸如浮動工資、浮動升級、職務補貼、崗位補貼等多種形式的工資制度和獎懲辦法。三是企業自營權，在完成國家計劃指標的情況下，企業自己組織原材料所增產的產品，允許企業自銷和開展協作，價格允許“高進高出”，“低來低去”。

日后披露的史料顯示，這封“公開信”并不完全是廠長們的自發行為，信件的主要起草人黃文麟當時是福建省經濟委員會的副主任，也就是主管該省企業改革的主要官員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公開信”其實是福建官員借廠長經理之口，唱出的一臺“松綁雙簧戲”。事實上，自“松綁信”后的二十余年間，中國企業家再也沒有以集體的、有組織的方式開展過權益爭取的行動。

黃文麟的這個異乎尋常的戲劇性行動，在當時顯然得到了省委書記項南的默許和鼓勵。黃將公開信在會議當日就直送到了項南的辦公桌上，后者一收到信，立即批轉給了《福建日報》，還提筆替報社寫好了“編者按”。第二天，公開信便在日報的頭版頭條刊出。當日，福建省委組織部就拿著報紙組織研究，決定在企業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廠長權力等三方面，給企業“松綁放權”，其他的主管部門也紛紛下文，表態“不當新‘婆婆’，堅決搞改革，支持‘松綁放權’”。一周后，北京的《人民日報》在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報道了55位廠長、經理呼吁“松綁放權”的消息，還配發了相關的“編者按”，對福建省有關部門重視呼吁大加贊賞。

至此，全國報紙紛紛轉載、評論，“松綁”新聞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事件。在企業史上，它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就經營者的自主權向資本方—政府部門提出公開的呼吁，它之所以會滾雷般地引發全國性的轟動，實在是因為這種聲音已經被壓抑太久太久了。盡管它的產生其實帶有很強的政府操作的色彩，不過在實際的效果上確實對全國的企業改革起到了強力催化的效應。“公開信”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沈陽代開發票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的議題，呼吁通過擴大權力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這一呼聲很快成為一種共識。5月10日，國務院順勢頒發《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不久后又做出《關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決定》，直到兩年后，國務院發文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責任制》，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廠長（經理）是一廠之長，是企業法人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松綁新聞”是國營企業改革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公開信”發表的3月24日還一度被命名為“中國企業家活動日”。此后，國營企業家們還將為自主權的全面落實抗爭十多年。2004年，在“松綁公開信”發表20年之際，有記者追訪當年的55個企業，結果發現，其中1/3破產，1/3被民營或外資公司兼并，還有1/3處境艱難。公開信的參與者之一、福州閥門總廠的原廠長陳一正對來訪者說：“我常常問自己，當時要的權用好了嗎？”

隨著宏觀調控的松動，外資進入中國的熱情又被點燃了。松下幸之助又一次來到了中國，這時候的他已經是一個頭帶光環的傳奇人物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的管理思想一直受到頂禮膜拜。而松下來中國，并非僅僅是為了傳播他的思想，更多的是為了推銷他的那些剛剛從日本工廠被淘汰下來的彩電生產線設備。這一年，青島的海信、四川的長虹和廣東的康佳相繼引進了松下的彩電生產線，到1985年前后，中國一共引進了105條日本的彩電生產線，日本企業成為第一批在中國賺到錢的跨國企業，而那些引進了生產線的中國企業也迅速地崛起。在一個消費日漸蘇醒的國家，生產的能力和設備的先進性往往是最強大的競爭力。

在上海，第一家進入中國的跨國汽車公司結出了碩果，德國大眾的桑塔納汽車組裝成功，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宣布奠基，德國總理科爾和中國總理李鵬都出席了盛大的奠基儀式。而在上一年，中國第一輛自己設計和生產的汽車品牌—“紅旗牌”轎車悄悄停產了，這款轎車當時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主持下研發出來的，它的出現曾經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被認為是中國走向工業現代化的“里程碑”。在1984年，我們無法從當年的報紙上找到這一條新聞，因為它實在帶有太強的、意味深長的寓意性，沒有人希望放大其中的任何含義。

一些新的合資公司也紛紛成立了。在北京，新創辦的四通與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達成協議，開發中文文字處理機，這款被定名為“四通2400”的打字機在隨后幾年內將風靡全國；在南京，南汽與法國的依維柯簽約，開始生產該品牌的汽車；在上海，郵電部門與阿爾卡特集團聯合創辦了上海貝爾電話設備公司，這這是中國第一個研制生產程控電話交換機的中外合資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