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是一個充滿著暗示和懸念的年份。早在1949年，英國著名政治諷刺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創作了一部虛幻預言小說，書名為《1984》。小說中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虛幻中的1984年生活在一個叫歐什尼亞的極權專制國家。

當1984年真的到來的時候，世界并沒有像奧威爾描寫的那么恐怖。相反，市場的力量似乎占據上風，里根—撒切爾主義大行其道。在全球商業世界里，也跟劇烈變化中的中國一樣，正進入一個重新洗牌的年份。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大公司或被分拆，或陷入困境，而新的產業正萌芽待放，新的公司英雄已呼之欲出。

當年度世界最轟動的企業新聞，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被分拆。這家由電話發明人亞歷山大·貝爾創立的公司曾經是“美國的象征”，它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公司的總資產達到1 500億美元，年銷售收入700億美元，約占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到1984年，公司雇員總數達到100萬人，股東逾300萬。長期的壟斷經營，使這家偉大的公司變成泥足巨人。當時，日本生產的松下電話機售價僅20美元，而AT&T的電話機制造成本就要20美元，維修費用更高達60美元。從1月1日起，貝爾公司分布在全美各地的22家子公司被分拆重組為七家獨立運營的公司。這是一項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它一舉打破了美國電信業的長期壟斷，也為AT&T公司這個巨人松了綁。從長遠看，它徹底激活了電子業務的成長，為互聯網技術的突破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我們之所以要在一部中國企業史中，以一定的篇幅來描述這段歷史，是因為它對今后中國國營企業，特別是那些壟斷性公司的改革提供了借鑒。在日后的篇幅中，我們也將描寫這些公司的漸進式改造。當我們評估其得失時，AT&T無疑是一個很值得參照的案例。

與AT&T被分拆幾乎同等重大的事件是，這一年的1月24日，蘋果電腦公司發布了麥金托什（Macintosh）家用電腦，這一天后來被《時代》雜志評價為個人電腦大眾化普及的第一日。在此前的1976年，蘋果就推出了首臺個人電腦，而IBM公司并未給予重視，覺得那不過是電腦業余愛好者的玩意兒。但在1981年夏天IBM突然以IBM PC重拳出擊，并以其備受企業信賴的品牌推動PC市場迅速成長。而此刻，蘋果推出充滿個性的麥金托什電腦，并投入了巨額廣告，它真正激活了全球的家庭電腦市場。富有創意的蘋果總裁史蒂夫·喬布斯用一則充滿暗示的電視廣告描述了這個時代的到來：一排排面無表情，機器人似的光頭男子走進一個陰森森的大廳，坐在那里接受一個從巨大屏幕上映出的“大哥”模樣的人的訓話。這時一個手握三尺鐵錘，身材健美的女子沖進了大廳，她在一片驚愕的目光中把“大哥”訓話的屏幕砸得粉碎。這時云開霧散，光芒四射，一個莊嚴的聲音伴隨著屏幕上映出的文字：“1984年1月24日，蘋果電腦將推出麥金托什，你會明白為什么1984年不會是小說中的1984年。”

在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19歲的一年級醫學系學生邁克爾·戴爾看到了喬布斯的這則令人印象深刻的電腦廣告，這直接刺激了他的創業欲望，在過去的一年多里，他常常逃課，躲在寢室里癡迷地組裝電腦。喬布斯的廣告讓他確信，電腦這個工具將極大地改變人們工作的方式，而且成本將逐漸降低。他決定馬上開辦自己的戴爾電腦公司，他對聞訊坐飛機前來勸阻的父母說，“我想跟IBM競爭”。戴爾的競爭辦法當然不是去另外建一個IBM—他只有1 000美元的創業資金，這位天才的商人將用一個簡單的問題來開展事業，那就是，“如何改進購買電腦的過程？”他的答案是：把電腦直接銷售到使用者手上，除去零售商的利潤抽取環節，把這些省下來的錢返回給消費者。把19歲的戴爾與40歲的柳傳志做一個對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在開創事業的第一天都遇到了IBM，前者的思路是通過直銷的方式全面顛覆已有的電腦銷售模式，后者則成為了電腦巨人在中國的一個渠道代理商。

在西雅圖，已經創業九年、在軟件產業奠定了自己地位的微軟公司年輕總裁比爾·蓋茨也看到了喬布斯的廣告，他興奮地對《流行科學》的記者說，“如果喬布斯無法取得成功，市場將被PC占據。不過我們對蘋果機非常狂熱，如果它可以達到生產目標，我們預計1984年半數的微軟零售收入將和麥金托什相關。”也就在此后不久，他為自己的公司設定了那個著名而偉大的理想：“讓每一張辦公桌，每一個家庭都擺上電腦。”

受到感召的不僅僅有戴爾和蓋茨，在舊金山，一對名叫桑迪和倫納德的夫妻用五美元注冊了思科系統公司，他們正在研究一種叫路由器的新產品，這個白色的小盒子可以讓多臺電腦互相通訊和共享信息，正是這個革命性的產品讓日后的互聯網浪潮成為可能。

戴爾和思科的出現，基本上代表了日后新技術公司的兩種成長路徑：獨一無二的商業渠道模式，或高度壟斷的核心技術優勢。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之間的距離，并不在于創始資本的大小，而在于各自對產業成長的視野和理解的差距。

1984年，是一個騷動而熱烈的年份。“我們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輕或不太年輕的人們都在用這樣的詞匯互相試探和鼓勵。新中國成立后共有三次下海經商浪潮，這是第一次，其后兩次將發生在1987年和1993年。經過將近六年的醞釀和鼓動，“全民經商”熱終于降臨，當時在北方便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根據《中國青年報》做的一份調查，當年最受歡迎的職業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車司機、個體戶、廚師，而最后的三個選項分別是科學家、醫生、教師。“修大腦的不如剃頭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當時社會的流傳語。

在這一年的最后，還是讓我們用那個即將成為中國第一個“首富”的四川人來結尾。

8月，牟其中第二次出獄了，這次他被關了11個月，罪名仍然是“莫須有”。他是8月31日被放出來的，9月18日，他就匆匆召開了中德復業懇談會，10月5日，將中德商店升格為中德貿易公司，很快又升級為中德實業開發總公司。數年后，他的公司再度更名為南德，而他將1984年作為公司的創始年。

在自己的新辦公室里，他掛了一幅《好貓圖》，三只活潑、靈巧的小貓姿態各異地匯聚一起，它暗喻著“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上端橫幅寫著“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很像一個政治理想，而不是商業上的理念。在這一年的最后一個季度里，他一直在忙不停地注冊公司，他辦了一個“中德企業管理夜校”，想把它辦成一個培養商海巨子、企業家的搖籃；他組建“小三峽旅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想要成立董事會，并發行股票；他還注冊了中德服裝工業公司、中德竹編工藝廠、中德造船廠、中德霓虹燈裝潢美術公司、商品房建筑公司。座鐘倒賣的成功讓他自視為商業上的天才，仿佛天下生意均靠他神指一點便會金山成堆，善于天馬行空而惰于落實執行的商業性格在這個時候已經畢現無疑了。

到年底，他的每一個項目都半途夭折，不了了之，不過這并沒有讓他產生挫折感，他只是覺得萬縣這個彈丸之地實在太小了。第二年的開春，他將要去重慶，去北京，去一個更遼闊的天地，那里才能為打造他的商業帝國，舒展夢想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