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產權運動中，由于沒有制度上的保障和規范，幾乎所有企業的產權變革都變成了一場巨大的冒險，是與非、合法與非法往往沒有清晰的界線，企業家的命運突然變得無比的兇險和莫測起來。就在這年，中國乳業的兩個傳奇人物都在自己創辦的企業中展開了產權上的探索，而其命運的差異讓人在多年后仍然唏噓不已。

    10月8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改革人物特寫《鄭俊懷：造民族品牌》。文章評價這位剛剛當選中共十六大代表的企業家說，“從鄭俊懷初到伊利至今，近20年過去了，現已52歲的鄭俊懷把最好的年華貢獻給了一個企業，用心血和膽識打造出了‘伊利’這一中國乳業的品牌。”1983年，伊利只是呼和浩特市政府屬下一個年利稅僅4.7萬元的回民食品廠。在鄭俊懷的經營下，伊利抓住了中國純奶市場的發展機遇，建成了當時國內最大的乳制品企業，1996年，伊利成為內蒙古最早上市的企業之一，2002年，銷售收入達到了40億元。早在1999年，鄭俊懷就試圖進行產權改革，在直接謀求產權清晰化不可能的前提下，他跟當時的很多人一樣選擇了曲線MBO的道路。他和伊利的二十多名主管出資成立了一家“華世商貿公司”，相繼收購了一些國有企業所持的伊利法人股。由于鄭俊懷團隊并沒有太多的現金，因此在收購中便采取了灰色的做法，有一次，鄭俊懷將伊利公司的150萬元資金輾轉至華世公司，用這筆錢去購買伊利法人股，不久后，又將這筆錢悄悄歸還。還有一次，為了一筆1500萬元的 伊利股份(行情 股吧)，他授意一家與伊利有密切業務往來的牛奶場向銀行貸款，供華世購買伊利的股票，然后，華世又以所購法人股做質押，從銀行獲得貸款歸還給牛奶場，隨后牛奶場將此款歸還銀行。這種“空手套白狼”的做法幾乎在當年是一種被普遍使用的“MBO方式”。鄭俊懷的做法看上去非常順利，并似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許。到這年，呼和浩特市國有資產管理局將所持有的國家股全部劃撥到市財政局名下，并將其中的500萬股有償轉讓給鄭俊懷團隊投資的公司——此時，華世商貿已經改名為啟元投資，后者一躍成為伊利股份的第二大股東。

    就當鄭俊懷試圖曲線獲取伊利的同時，他的一個老部下牛根生則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比鄭俊懷小4歲的牛根生曾跟鄭俊懷一起打拼天下，他是一個苦孩子，出生一個月就被貧困之極的父母以50元的價錢賣給了別人，他從小隨養父在大草原上放牛，后來進回民食品廠當了一名洗瓶工，靠苦干升到車間主任，1992年得到鄭俊懷賞識，擔任主管經營的副總經理。牛根生做市場有特別的狠勁，而且很會體恤人心。此人讀書不多，卻天生懂得“財散人聚，財聚人散”的道理。有一年，鄭俊懷發獎金讓他購買一輛高檔轎車，他一轉身就把這筆錢分拆成幾輛低檔車分給了部下。由于他分管伊利的市場營銷與廣告宣傳，因此在媒體上表現得十分活躍，外界一度“只知老牛不識鄭”。1998年，鄭、牛關系急速惡化，后者突然被免職，理由是“莫須有”。第二年，牛根生就帶著幾個舊部籌集1000萬元資金創辦蒙牛，他后來回憶說，“當時在呼和浩特的一個居民區里租了一間小平房作為辦公室，一共只有53平方米，月租金二百多元。蒙牛成立的時候，沒有奶源，沒有廠房，沒有市場，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在全國乳制品企業中的排名是第1116位。”牛根生有的是多年來在市場經營中積累下來的人脈和經驗。當時，全球最大的軟包裝供應商利樂公司在中國推廣“利樂枕”（那時候，國內牛奶包裝主要采用“利樂磚”和“巴氏奶”），并愿意免費向牛奶工廠提供生產設備，伊利等大企業都不愿冒險，唯有沒錢買生產線的牛根生敢于一試，不料想竟大獲成功。到2001年底，蒙牛銷售收入已突破7.24億元，成為國內第四大乳制品企業。

    2002年，幾乎跟鄭俊懷搞曲線MBO同一時間，牛根生也進行了股權上的創新。6月，摩根士丹利、鼎暉投資、英聯投資三家國際機構宣布投資6000萬美元入股蒙牛。三家投資商在投資的同時，還提出一個苛刻的“對賭協議”：未來三年，如果蒙牛每年每股盈利復合增長率低于50%，以牛根生為首的管理層要向三家外資股東賠上7830萬股股票，或者以等值現金代價支付；如果管理層可以完成上述指標，三家外資股東會將7800萬股股票贈予牛根生團隊。牛根生“求錢若渴”，再度冒險簽字。①

    鄭、牛兩人的命運在此處走上了不同方向。2004年6月，鄭俊懷被舉報“侵吞國有資產”，曲線MBO的做法原本就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鄭有口難辯。在法庭之上，鄭俊懷稱，“所為一切均是為了解決管理層持股的來源問題，至今不明白我的行為已經犯法。”而審判此案的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對媒體說，“其實，華世商貿公司的股東如果是伊利整個管理層，如果他們挪用的資金，經過了伊利董事會集體研究同意批準就沒有問題。”記者問，“多大的范圍是整個管理層？如果董事會集體通過，就能挪用資金了嗎？”法院人士莫衷一是。最終，鄭俊懷以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牛根生則成了一個幸運兒。又是一個時間上的巧合，2004年6月10日，就在鄭俊懷被舉報的同一個月，蒙牛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共募集資金13.74億港元，牛根生以1.35億美元的身價進入當年度《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

    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對于企業產權改革的討論將成為中國公眾社會及政商學界觀點分歧最嚴重的經濟話題。其中有兩個重要的爭議焦點，一是如何看待“國有和集體資產的嚴重流失”， 二是如何看待國有或集體企業的經營者“贖買”。 這場關于流失的爭論從1998年就隱約開始了，將在2004年出現十分火爆的激辯場面。

    以香港教授郎咸平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國退民進”是一場分食國有資產的盛宴，其間出現了“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現象，改革的策略出現了嚴重的過失與扭曲。而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和同樣來自香港的張五常(博客)教授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盡管改制中存在種種灰色行為，但是改革總體的方向和積極效應是不容懷疑的。張五常的觀點更為直接，他辯論道：“不可能完全沒有這種事情，可是總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殺掉，你殺不了那么多人的。改革過程中，有些事情是無可避免的，是需要改進，但你不要因為有這種事情就說這個國家不行。怎么可以避免呢？這個國企我把它買過來，我拿過來的手段未必很正確，但是我把賠錢的國企變成賺錢的企業，這對中國的經濟整體來說不是一件壞事。”比張教授更為激進的觀點是所謂的“冰棒理論”。一些專家認為國有資產就像太陽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么它也會完全融化掉、浪費掉。這樣的論調顯然很難拿到陽光下來討論，鄭俊懷是做冰棒起家的，他就栽倒在“冰棒理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