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教你正確解讀中國經濟改革（一）
     由鄧小平發起的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走過了30年的歷程。回過頭看，30年前，當改革開始的時候，至少有兩件事我們沒有預料到：第一，我們沒有預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長。最初，改革領導人設想大約需要5到10年的時間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許多改革者仍然樂觀地預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應該劃上一個句號（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規劃）。但30年過去了，中國仍然處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仍然不知道改革將終于何時。  

第二，我們沒有預料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到2000年國民收入翻兩番的目標，不少人抱有懷疑態度，甚至覺得有些“冒進”。但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的發展比鄧小平預期的還要快。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達到2500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從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國進出口占世界貿易的比例從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當初，我們也不可能預料到30年后，人民幣匯率會成為國際經濟問題；我們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時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國公司。  

     在我看來，中國改革路程如此漫長，改革成就如此之大，都來自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國在30年的時間里，走了一條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道路。當初，我們不僅沒有認識到建立市場經濟是如此艱難，更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創造財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改革及其成就，我認為有五個轉變最關鍵：  

第一，資源配置信號由計劃指標轉向市場價格。  

     資源是有限的，社會應該把有限的資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創造出最大的價值？在計劃經濟下，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完全依賴于計劃官員想象中的“社會需要”。比如，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最缺少的是輕工業產品，因為計劃官員固執地認為，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是重工業，所以大量的資源都投向重工業。結果造成消費品的嚴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費品沒有一件是不靠票證能買到的。  

     市場經濟中，價格是協調經濟活動的信號，也是激勵人們做出最優選擇的機制。價格由產品的社會價值和生產成本決定，反映的是供求關系。改革開放以后，引入了市場，有了價格信號，需求誘發供給，什么樣的產品消費者評價最高，資源就被引導去生產什么產品。價格不僅調節資源在不同產品之間的配置，而且調節資源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配置。記得上世紀80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資源（比如鋼鐵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國家計劃配給國有企業，后來，由于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出現——它們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使這些本來歸國有企業使用的資源，通過各種渠道轉向它們，用來生產居民最需要的產品，逐漸地，短缺消失了，市場上的產品豐富起來。事實證明，用價格信號引導資源配置，遠比國家計劃更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創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價格機制是通過雙軌制逐步引入的，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雙軌制保證了從計劃調節到市場調節的平穩過渡，避免了經濟的劇烈震蕩，由此使得改革與發展并行不悖。雙軌制也緩解了改革中的利益沖突，使得中國的改革基本上成為一個帕累托改進，而不是一場剝奪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價格信號不僅在調節絕大部分產品市場，而且也在調節要素市場。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所有要素市場中發展最充分的，市場工資已成為調節人力資源配置的主要信號。如果沒有勞動市場的充分發展，就不會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向工業就業，也就不會有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發展，而后者正是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門。中國的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問題也最多。如何減少政府對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的干預，讓價格機制（利率、地價）更好地發揮作用，使得死的資產變為活的資本，福州代開發票應該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政府還應該避免在勞動力市場上引入過多的政府干預，毀掉來之不易的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