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泳將菲爾普斯（ Michael Phelps）曾經是一個“注意力不足多動癥”（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患者。也許“曾經”這個詞并不準確。你看他奪冠之后那手舞足蹈、七情上面的樣子，他可能現在還多動癥著呢！別人比賽完就累趴下了，他卻還有沒發揮出來的精力和體力，還得多動一會兒。 ADHD這種病，據說在美國有四百萬患兒。在我小的時候，哪個班上都有些調皮蛋的孩子，但那時候沒有ADHD這個詞兒，老師、家長對付這種孩子的辦法就是加強思想教育，強化獎懲措施等等。可想而知，班上出現一個調皮孩子，就會給老師額外增加不少工作量。美國老師對付這種孩子的辦法就是讓家長帶他們看醫生，一旦確診，就按病人來對待。 這招兒挺絕的。一旦確診，就要藥物治療。可是咱們中國人都知道“是藥三分毒”。那神經類藥物能隨便吃嗎？會不會把孩子吃傻了？ 我女兒雨點兒也有過動、多言的表現，而且也經常遭到老師的投訴，好在迄今為止還沒有老師向我提出帶她看醫生的建議。但我仍然放心不下，并且因此對多動癥格外關注。正因為這個背景，當我讀到菲爾普斯母親戴比的訪談時，感到深受觸動。 反問老師“你怎樣幫助他？” 菲爾普斯的媽媽戴比經常接到學校老師的投訴，說她兒子上課時沒一刻專注。每當有老師向戴比投訴她兒子注意力不集中，騷擾同學的時候，戴比總是平靜地反問﹕“那么你打算怎樣幫助他？” 別小看這一句反問，這里包含著很深的社會背景。在西方，教育是向家庭和社會提供服務，所以戴比才會有此一問。對此，我也有切身感受。比如這里的老師給學生布置了作業，如果作業需要家長的幫助才能完成，老師就會對家長說“謝謝。”一開始我還挺不適應，心想：我是幫我女兒呢，你謝什么謝？ 不能被表象迷惑 光看到這些，大家可能會覺得西方教育特別好，老師會自覺主動地幫助學生改進。但這只是表象。真實的情況是：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想讓自己工作輕松點兒。老師也不可能投入無限的愛心，無止無休地跟個別學生糾纏。那么，哪里是老師職責的界限呢？老師需做到什么份兒上，才能讓家長沒處投訴，校長無從指責呢？我個人以為，所謂“多動癥”，就是老師這個群體與社會之間，通過不斷的博弈而取得的平衡。 菲爾普斯的媽媽戴比反問老師“那么你打算怎樣幫助他”，她只不過是讓老師暫時讓步，并且給予菲爾普斯一些額外的照顧。僅此而已。根據各種報道，接下來的事實是：戴比仍然抗不住了，仍然不得不帶菲爾普斯去看病。菲爾普斯被確診，那年他9歲。“實在傷了我的心，”Debbie在接受專門報導 ADHD消息的美國雜志 ADDitude的訪問（ 2007年 4/5月號）時說﹕「我要證明給所有人看，他們都錯了。我相信，如果我能與兒子并肩作戰，他定能成就心中所想。」 于是，關于菲爾普斯與ADHD的關系，我們所看到的就不是醫生創造出來的神話了，而是戴比創造出來的神話。 再有病的孩子也有長處 戴比發現：給菲爾普斯制定嚴格的時間表有助于讓他安靜下來。后來，她還發現：游泳能讓他安靜下來。 小時候的菲爾普斯最討厭臉蛋被水弄濕。戴比就先教他仰泳，待他習慣了被水沾濕的感覺后，才教他其它泳式。 菲爾普斯不喜歡看書，戴比就讓他看體育書或報紙體育版。為了幫助他在比賽時集中精神，戴比不停提醒他：每向前走一步，每做出一個動作，都要想想它的后果。起初，菲爾普斯只能想一個后果，慢慢地他就能想象出一連串的后果。他的思維越來越縝密，越來越有連貫性。 到了11歲，戴比不聽醫生的勸告，果斷地給兒子停了藥。 教育仍然是家長無法推卸的職責 目前，菲爾普斯已經能夠控制自己的病情。他在比賽中甚至會體現出超乎常人的專注力。有些記者把他的注意力比喻為“激光一般的”，還有人說他的“專注”簡直就是“另外一個世界的”，“非人的”。但是時不時地，戴比還是能看出珠絲馬跡。（哈哈，我們也能看出來。瞧他奪冠之后的情緒爆發，他傳達給觀眾的那種情緒上的感染力，他絕不是一個四平八穩，神經運作完全正常的人。）“他偶爾還會注意力不穩，”戴比說，“他會一邊跟我說話一邊給別人發短信。這時我就會大喊一聲：‘住手！有它沒我，有我沒它。’” 如今，戴比辦了一個網站，與其它患者母親一起分享心得。這個網站就叫ADHD moms。戴比說：“家長們需要交流，需要資源，但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不喜歡面對面的交流。在網站上交流是安全的。” 無疑，戴比是成功的。但戴比的成功其實是再一次證明了：教育這個球，永遠要被踢回家長手里。 文--王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