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nèi)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熱浪之后，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出訪日本。在此次訪問中，走訪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項之一。這位早年曾經(jīng)留學法國，在印刷廠當過工人的中國領導人已經(jīng)有半個世紀沒有走進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了。這一次，他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參觀，而是在舉手投足間一次次地表達出自己的深意。

他先是參觀了東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產(chǎn)汽車公司。在日產(chǎn)的一個汽車廠里，他真正領略了“現(xiàn)代化”的生產(chǎn)線在大阪考察時，他專程去了松下電器公司的茨木工廠，在那里，翹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亞洲傳奇人物，松下公司創(chuàng)始人、被尊稱為“日本經(jīng)營之神”的83歲的松下幸之助。

隨行的新華社記者在報道中描述道：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松下電器公司生產(chǎn)各種電視機的概況。從1952年生產(chǎn)第一臺電視機以來，截至1978年3月，這家公司已經(jīng)生產(chǎn)了5 000臺電視機。鄧副總理走進生產(chǎn)車間，參觀了電視機組裝生產(chǎn)線、自動插件裝置以及檢查成品等生產(chǎn)工序。離開車間后，鄧副總理被邀請來到一間展覽室，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陳列在這里的雙畫面電視、高速傳真機、漢字編排裝置、錄像機、錄像唱片、立體聲唱機以及微波爐等產(chǎn)品。鄧副總理在講話中說，在中國四個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過程中，電子工業(yè)、電子儀表和自動化等都是必需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生效，使兩國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廣闊地在多方面進行下去。鄧副總理應主人的要求，在這家工廠的紀念冊上題詞：“中日友好前程似錦”。

鄧小平對松下的此次考察，給83歲高齡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促使老人開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國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飛訪中國，成為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位國際級企業(yè)家，松下公司與中國政府簽訂了“技術(shù)協(xié)作第一號”協(xié)議，向上海燈泡廠提供黑白顯像管成套設備，通過國際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贈送價值1.2億日元的設備，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務所隨之開設。松下公司的率先進入中國，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應，其他日本公司紛涌而至，在其后的10年間，日本公司成為第一批中國市場的外來拓荒者。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鄧小平訪日的另一個細節(jié)：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么感興趣，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發(fā)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chǎn)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訪日之后，鄧小平旋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一書中回憶了這段經(jīng)歷。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書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盡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杰。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xiàn)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出乎李光耀預料的是，鄧小平對新加坡的經(jīng)濟制度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離開幾個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坡的文章拿給我看。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里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游業(yè)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鄧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么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yè)根據(jù)凈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yè)。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

這些細節(jié)，在1978年的新聞報道中被淹沒，人們只關注和稱頌鄧小平出訪的種種政治意義，卻沒有發(fā)現(xiàn)他其實已經(jīng)在為中國日后的經(jīng)濟制度改革汲取經(jīng)驗。鄧小平是一個深思而慎行的人，當他提出某一個主張的時候，便表明他已經(jīng)對此深思熟慮。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

當時在座做記錄的經(jīng)濟學家于光遠回憶說，鄧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寶安”，還列舉了為什么深圳可以先富起來的理由，可見鄧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成立。

1978年底，美國《時代周刊》將鄧小平評為“《時代》年度人物”。這家在國際上影響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頁的系列文章介紹了年度人物鄧小平和打開大門的中國，其開篇之作的標題是：“新中國的夢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