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愿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

1978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并不發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這在即將開始的30年里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日后更多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都是沒有預謀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一間破草屋里，18個衣衫老舊、面色饑黃的農民，借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面對一張契約，一個個神情緊張地按下血紅的指印，并人人發誓：寧愿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這份后來存于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包干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在1978年以前，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鍋飯”的弊端畢現無疑，農業效率的低下到了讓農民無法生存的地步。小崗村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收后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的安徽，從春季就出現了旱情，全省夏糧大減產。小崗村的農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逼到了包產到戶的這一條路上。包干制竟十分靈驗，第二年小崗村就實現了大豐收，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在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強力主持下，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此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命名的中國農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

包產到戶的意義無疑是巨大的。它讓中國農民擺脫了遏制勞動積極性的人民公社制度，從而解放了生產力，它的推廣在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的口糧產能問題。而在另一個方面，它讓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土地嚴重缺乏而觀念較為領先的東南沿海地帶，大量閑散人口開始逃離土地，他們很自然地轉而進入工業制造領域尋找生存的機會，這群人的出現直接地誘發了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民間公司的龐然生長，在邏輯根源上也可以從小崗村的那個冬夜開始追尋。

如果說小崗村的包干制是一場革命的話，那么，也是在1978年，距這里數百公里外的江蘇省華西村則發生著另一場農村變革，與小崗村不同的是，它是從人民公社的肌體中變異過來的一種集體經濟，它代表了另一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政府認可，并也確實發展了生產力的民間公司模式。

華西村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農業學大寨”的全國典型，吳仁寶在這個村里當了創紀錄的48年的村黨委書記，他既是一個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者，同時又是一個鄉村公司的企業家，這雙重的角色讓他在很多時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時候，遭遇終極難題。這種欣悲交集的命運將貫穿他整個的變革生涯。

當年，華西村成為全國聞名的“農業學大寨”樣板大隊，吳仁寶還因此當過所在的江陰縣的縣委書記，在江浙一帶，華西村的地位和風光可比大寨，吳仁寶則赫然是“陳永貴式”的好干部。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新華社記者還曾用充滿激情的筆觸描寫過華西村：“華西大隊認真學大寨十一年，過去糧食畝產超一噸，今年可達2 400斤……吳仁寶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項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農業，百分之十的地方財力用于農業機械化，把各行各業納入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五是繼續抓好六十四個先進大隊，同時幫助六個后進公社趕上去。除此之外，還要建立一萬人的理論隊伍，一萬人的科學技術隊伍。他還向全省代表講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種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規劃，他把自己的藍圖編成了一首詩：九十萬人民心向黨，蘇州代開發票七十萬畝田成方，六萬山地換新裝，五業發展六畜旺，社員人人喜洋洋。”

這樣的報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確鑿的、閃閃發光的數據，它曾經引得81歲的文學家葉圣陶激動不已，這位江陰人據此寫了一首很長的贊美詩，其中有“仁寶同志江陰眾，英雄業績維仔肩，更思舉國數千縣，孰不能如江陰焉”之句。而在事實上，吳仁寶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卻又干著另一些“見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調20人在村里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后來頂替吳仁寶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的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恩回憶說，“田里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為什么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實在掙不到錢。當時全村人拼死拼活，農業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后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這在全國的數千鄉村中可謂富甲一時。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0.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而已。

就這樣，吳仁寶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鄉，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赫位置再次報道了華西村，題目是《農民熱愛這樣的社會主義》，同時還配發了“本報評論員”文章《華西的經驗說明了什么》，這是當年度這家“中國第一媒體”對全國鄉村最高規格的報道。可是，在江蘇省和江陰一帶，華西被嘲諷為“吹牛大隊”，還有一些人給中央寫內參，告發“華西村是個假典型”。在這樣的風波中，吳仁寶奇跡般地躲過了暗箭，他的“江陰縣委書記”在一次舉報后被摘掉了，可他在華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廠卻一直在地下運轉。這些不受保護、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為了日后燎原中國的鄉鎮集體企業的胚胎。

我們把視野放得遼闊一點便不難發現，在當時的中國，吳仁寶其實并不孤獨。在北方天津靜海縣蔡公莊的大邱莊，一個叫禹作敏的村黨支部書記也在村里偷偷辦起了一家冷軋帶鋼廠。大邱莊是遠近聞名的窮村，當地有“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的民謠，誰也不會料到十年后這里竟會成為富甲一時的“天下第一村”。而在素來有工業傳統的江浙一帶，一批小工業作坊—沒有人做過確鑿的統計，如果我們用“上千個”這個概念應該不會太偏離事實—已經星星點點地冒了出來。在浙江，錢塘江畔的蕭山縣，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已經悄悄度過了它十周年的紀念日。

在這里，我們必須提醒讀者一個事實：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是華西式的鄉村基層政權及其集體企業組織，二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業型企業。在日后很長的時間里，吳仁寶和魯冠球是中國鄉鎮企業最耀眼的“雙子星座”，但是他們的起點卻相去甚遠，前者始終依托在村級政府的肌體上，而后者的崛起則大半是個人創造。這種差異在一開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鄉鎮企業”一直是他們共用的一個概念，直到“企業產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飛奔，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