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的莫測變幻，同樣反射在商業思潮的波動與反復上。

    在1月份，由河北的一份文件引發出一場關于民營企業家“原罪豁免”的大爭論。這份由中共河北省委以“一號文件”批轉的河北省政法委《關于政法機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良好環境的決定》稱，對民營企業經營者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在追訴期內的，要綜合考慮犯罪性質、情節、后果、悔罪表現和所在企業當前的經營狀況及其趨勢，依法減輕、免除處罰或判處緩刑。這一“豁免文件”跟改革史上的很多事件與宣告一樣，盡管在法律操作上尚有空白和可商榷處，卻是一個很強的政策信號彈。然而，隨著宏觀調控的開始，“豁免話題”很快被拋棄，輿論180度地大回身，轉而開始對產權改革中的種種現象進行“絕不寬恕”的“原罪清算”。

    在這次清算運動中，擔當主角的是一位來自香港的金融學教授。1956年出生于臺灣桃園的郎咸平畢業于美國沃頓商學院，該院以金融和財務教學聞名世界。郎咸平長著一張老成的明星臉，一頭剛硬的灰發，能言善辯，自稱“是一個喜歡生活在閃光燈下的學者”。2000年之后，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和北京長江商學院教授的他常年在中國內地游學演講。在這期間，他運用金融學工具對中國公司的財務治理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就在2004年夏天，他連續發布論文和演講，對一些著名企業的產權改革方案提出了強烈的質疑。

    6月17日，他公開質疑TCL，認定其股改方案實際是國有股權被稀釋的過程，是“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為渠道，使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的過程”。根據他的計算，李東生持有5.59的TCL股權，按最高市值達12億元，因此他“成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8月2日，他發表《海爾變形記——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頭直指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家電企業海爾。他分析張瑞敏對海爾的產權進行了三次“變形”。“第一次變形”是在?997年。這一年正是大規模產權改革的藻始之年，海爾成立內部職工持股會，2000年，由持股會為主體成立海爾投資，后者擁有海爾零部件采購和商標所有權，這兩項內部交易獲利高達34個億。郎咸平認為，海爾商標不歸海爾集團，反而歸海爾投資所有，這是典型的“股東、保姆、職工”角色不分。“第二次變形”是在?001年。犌嗟漢６迷齜⒛技式鷙筒糠腫雜兇式鴯布?0億元，向海爾投資溢價收購 青島海爾(行情 股吧)空調器有限公司74.45%股份，產生的股權投資差額20億元一次性轉讓給海爾投資。海爾投資手中有了運作的“第一桶金”。此后，海爾的金融資產擴張幾乎都是以海爾投資的名義來進行，如控股長江證券(行情 股吧)、設立海爾紐約人壽。加上非金融資產擴張，海爾投資旗下的公司可查證的就已經達到12家，總資產(包括海爾品牌)已經超過650億元。

    就在《海爾變形記》發表的一周后，郎咸平擲出第三顆“震撼彈”。他在上海復旦大學發表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盛宴中狂歡》的演講，直指顧雛軍使用多種伎倆，“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國企退出的思路，將收購與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雙方互惠互利的雙贏游戲”。①顧雛軍得手科龍后，又用同樣手法入主另一家冰箱企業安徽美菱。后來的事實表明，當時的 美菱電器(行情 股吧)與其母公司美菱集團有大量的債務關聯，其現狀十分類似科龍電器與容聲集團，顧雛軍承諾進入后將一切都“既往不咎”。為了讓這起交易顯得更有說服力，顧雛軍宣稱投資24.9億元在合肥建設格林柯爾——美菱工業園，它成為當年度安徽省最大的招商引資項目。】

    郎咸平的三次討伐在企業界、輿論界和經濟理論界平地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整個秋天，它甚至轉移了人們對宏觀調控的關注。某種意義上，這位來自香港的、敢于放言的金融學教授對開始于1998年的產權清晰化運動進行了一次“總清算”。他的結論是，“我不反對國企改革，但是目前有些國企通過‘國退民進’，將國有資產以賤賣的方式（包括MBO）轉成私人資產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是我所反對的。當前這種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當，合法地侵吞國有財產的現象，和當初俄羅斯私有化運動極為類似。”語鋒犀利的郎教授還打了一個很生動的“保姆”比喻——“我的家又臟又亂又差，找來一個保姆，幫我把家收拾干凈了，她算是有功勞，可是這個家突然就變成保姆的了。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據此，郎咸平提出三個觀點，必須暫停產權交易、必須禁止MBO、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爭利問題不是當前經濟改革的重點。

    在郎咸平的炮轟中，三大企業表現各異。海爾僅僅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稱，“郎先生發表的文章是以海爾是國有企業為前提的，眾所周知，海爾不是國有企業，海爾沒有任何違規、違法行為，不予評價。”TCL也如出一轍地“不予評價”，李東生甚至在一次媒體追詢下反問說，“郎咸平是誰？”中國企業在產權改革中的法制空缺尷尬終于暴露無遺。在過去的幾年里，幾乎所有的產權改制方案都是“見光死”，沒有幾家企業經得起、法律及財務意義上的公開審查。郎咸平顯然不是第一個提出質疑的人。如果所有被質疑的企業都顧左右而言他，三顆“震撼彈”將有去無回。富有戲劇性的是，其中一個中彈的人居然起而反擊。

    反擊的是性情自負而暴烈的顧雛軍。在郎咸平復旦演講后的第四天，顧雛軍發出嚴厲的律師函，聲稱其演講造成了誹謗，要求郎咸平發表更正并道歉，否則將“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以保護他的名聲” 。正愁沒有對手的郎咸平當然不會示弱，三天后，他在北京長江商學院的辦公室里召開媒體見面會，公布了顧雛軍的律師函，聲明“決不會更改或道歉”，并控訴“強權不能踐踏學術”。第二天，顧雛軍當即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了起訴狀，以涉嫌誹謗罪起訴郎咸平。

    郎顧之爭很快升溫、升級。郎咸平提出的質疑，涉中及國企業改革的路徑抉擇與道德傾向性，所以讓一大批經濟學者都卷入其中，一時間觀點針鋒相對，護顧衛郎之爭，十分熱鬧。一些學者認為郎論偏頗，對中國企業變革的大方向有誤讀，不夠寬容。復旦大學張軍教授認為郎咸平的案例研究“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有失偏頗”。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還發表演講，呼吁輿論環境要“善待企業家，不要把他們妖魔化” 。同時，也有一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學者為郎咸平大聲叫好，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左大培等十多人聯名發表聲明“聲援郎咸平”。這場大論戰頓時掀起驚天駭浪，中國經濟界幾乎所有重量級的學者都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立場鮮明對立，構成近20年來經濟理論界規模最大、火藥味最濃的一次大論戰。

    在學者們的隔空交戰中，貿然出頭的顧雛軍成了唯一的“炮灰”。格林柯爾在產權并購上的手段原本就游走在法律邊緣地帶，“只能做，不能說，一說全是錯”，怎么經得起放在輿論的“顯微鏡”下考驗。顧雛軍為了證明“清白”，還十分高調地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經濟研究所協辦，舉辦了“科龍20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的研討會，會上，企業經濟研究所罕見地為科龍出具了一份驗明正身、全面肯定改革經驗的報告書。第二天，這份報告書的摘要以廣告的方式被刊登在各大財經媒體的版面上，顧雛軍頗為得意地說，“外面很多評論讓我恍若隔世，仿佛回到文革年代……現在又是一夜之間，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我沒有問題。”從事后的效果看，這次研討會、報告書及軟文廣告起到了負面的效應，顧雛軍好像越描越黑，在公眾印象中，他已經顯然成了侵吞國有資產的符號化人物。在新浪網進行的網民調查中，超過90％的網民認為“顧雛軍肯定有問題”。就在研討會召開的同時，國家審計署悄然進駐科龍電器，展開調查。11月，深交所與香港聯交所一起進駐科龍總部，對其財務問題進行集中核查。2005年1月，香港聯交所以關聯交易為名對顧雛軍進行公開譴責。科龍股價應聲下挫。顧雛軍為自己和科龍引來燒身大火。①2005年7月29日，顧雛軍被佛山市公安人員拘捕。9月，他在看守所里將科龍股份轉讓給青島海信集團。美菱、亞星等股權相繼被收購或轉讓。2006年8月，科龍電器公布前一年的年報，宣布巨額虧損36.93億元，刷新內地上市公司虧損紀錄，涉及93宗訴訟官司，公司的凈資產為-10.90億元。】

    郎咸平發動的這場“討伐”，讓他如愿以償地成了一個明星級經濟學家。不過，郎顧之爭最后的結局其實已超出了這位公司財務專家的初衷。他本人也在這樣的論戰中走向極端，提出了“大政府主義和威權政府”的概念，還以中國電信等壟斷公司的經營業績來證明“中國國有企業從來不比民企差”。在很多人看來，郎咸平好像是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里的那個小男孩，他大膽地喊出了真相，不過卻說錯了真相背后的答案。美國《洛杉磯時報》在評論中認為，“郎咸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某些批評并不是孤單的聲音，他代表著一個被稱為‘新左派’的日益有著影響力的團體，他們對國有企業民營化和中國經濟的試驗進行抨擊。”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為什么要回應郎咸平》的文章中說，“我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到底怎樣郎咸平才覺得對。”周其仁的觀點是：“產權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劃出來的。就是把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全部槍斃，只要走市場經濟之路，公有制企業還是要搞產權改革。問題是公有制企業的改革實在前無古人，困難自成一家。當初沒有清楚的約定，倒回去厘清產權份額談何容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認為實踐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